最夸张的是，雍正帝曾在给年羹尧的朱批中写道：“尔之庆幸，固不必言矣，朕之欣喜，亦莫可比伦。总之，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，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。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你有多幸运就不用说了，我有多开心也没人能比。咱们俩，要做一对千古流传的君臣典范，让天下人都羡慕不已。
除了生活上的宠信，雍正帝在政务上也对年羹尧言听计从。山西巡抚诺岷提出“耗羡归公”的建议，雍正帝拿不定主意，特意写信问年羹尧：“这事我不太明白，没法定对错，和你商量商量，你觉得可行吗？”律例馆修订法律，雍正帝看完初稿，也要先发给年羹尧，让他提出修改意见。
在用人方面，雍正帝更是给了年羹尧“生杀大权”。川陕地区的文官，从总督到州县官，武官从提督到千总，升迁降革全由年羹尧说了算。其他地方的官员任命，雍正帝也经常征求年羹尧的意见——京口将军何天培的人品争议很大，雍正帝让年羹尧据实上奏，自己再决定去留；年羹尧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平庸无能，雍正帝立马将赵之垣革职；江西南赣总兵空缺，朝廷拟用宋可进，年羹尧说他不能胜任，推荐黄起宪，雍正帝也立刻照办。
而年羹尧，也确实没辜负雍正帝的信任。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，青海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，叛军席卷青海，直逼甘肃，朝野震动。雍正帝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，出兵平叛。此时的年羹尧，展现出了超凡的军事才能，他运筹帷幄，调兵遣将，仅用了半年时间，就平定了叛乱，斩杀叛军数万，俘虏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和亲信，罗卜藏丹津本人狼狈逃窜。
这场叛乱的平定，不仅稳定了西北边陲，更巩固了雍正帝的统治地位。雍正帝大喜过望，在朱批中称赞道：“大将军年羹尧秉性忠诚，持身谨慎。兹者平定青海，迅奏肤功，虽方略由朕指授，而揆度机宜，调遣将士，决胜于旬日之间，宣威于万里之外，使烽烟尽熄、边塞犹宁者，实年羹尧之力也。”
此时的年羹尧，达到了人生的顶峰。他是抚远大将军、川陕总督、一等公，手握重兵，权倾朝野，深得皇帝宠信，堪称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”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份极致的荣耀，背后隐藏的却是灭顶之灾。
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十月，年羹尧奉命进京陛见。这一次进京，成了他命运急转直下的导火索。或许是功高盖主，或许是被雍正帝的宠信冲昏了头脑，此时的年羹尧，已经变得骄横跋扈，忘乎所以。
进京途中，他一路摆排场，耍威风，让山西总督李维钧、巡抚范时捷等地方大员，在路边跪地迎送。到了京城，王公大臣们都到郊外迎接，年羹尧却安然坐在马上，连看都不看一眼；王公大臣们下马向他问候，他也只是点点头，态度傲慢至极。
更过分的是，在雍正帝面前，年羹尧也毫无臣礼，“御前箕坐”，也就是双腿伸直坐着，像个大爷一样，完全不把皇帝放在眼里。甚至在传达旨意、书写上谕时，他也擅自做主，俨然一副“二皇帝”的模样。
雍正帝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，但心里已经埋下了不满的种子。年羹尧离京后，雍正帝在给四川巡抚王景灏的奏折上朱批：“年羹尧今来陛见，不知精神不加，不知功高自满，有许多朕不取处。”“被朕看破”，“非无瑕之器”。
随后，雍正帝又给年羹尧发了一道朱谕，语重心长地警告他：“凡人臣图功易，成功难；成功易，守功难；守功易，终功难。……若倚功造过，必致反恩为仇。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做臣子的，图谋功劳容易，真正成功难；成功容易，守住功劳难；守住功劳容易，善始善终难。如果你依仗功劳作恶，必然会让我从感激你变成恨你。
可年羹尧并没有醒悟，反而变本加厉。他在川陕地区独断专行，擅作威福，给各省督抚发送公文时，直呼其名，把同级官员当作下属；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，也要行跪拜礼；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，被他当作奴仆使唤，让他们在前边引路、执鞭坠镫。
按照清朝制度，皇帝的恩诏到达地方，地方大员必须迎诏，行三跪九叩大礼，跪请圣安。可雍正帝的恩诏两次到达西宁，年羹尧竟然都没有宣读晓谕，直接搁置一旁。更荒唐的是，他曾向雍正帝进呈自己刻印的《陆宣公奏议》，雍正帝打算亲自写序言，还没写完，年羹尧就自己拟了一篇，逼着雍正帝认可。
除此之外，年羹尧还结党营私，任用私人，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，以陕甘四川官员为核心的“年党”。他排斥异己，凡是不依附他的官员，都会被他排挤、打压；凡是依附他的人，哪怕是无能之辈，也能得到提拔重用。
更让雍正帝无法容忍的是，年羹尧还贪赃枉法，大肆敛财。他利用手中的权力，侵蚀钱粮数百万两，勒索下属官员，私占盐窝，擅增盐引，卖茶贩木，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。在青海平叛期间，总兵黄喜林将缴获的金佛、珠宝、金银等财物，装了四十多车，全部送给了年羹尧的管家。
雍正帝即位后，一直大力整顿吏治，严惩贪污腐败，年羹尧作为他最信任的重臣，不仅不带头遵纪守法，反而顶风作案，这无疑是在挑战雍正帝的权威。更可怕的是，年羹尧的野心越来越大，他豢养道士和术士，听信他们的谗言，认为自己有“帝王之气”，还说“赤云飞上陇头山，此日江分九鼎逢”，暗指自己有当皇帝的命。
雍正帝是出了名的多疑、果决，他可以容忍年羹尧有才华、有功劳，但绝对不能容忍年羹尧有二心，更不能容忍有人威胁到自己的皇权。年羹尧的所作所为，一步步耗尽了雍正帝的信任，也一步步把自己推向了深渊。
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，雍正帝开始分步收拾年羹尧。第一步，先给各级官员打招呼，让他们警惕、疏远年羹尧，同时鼓励他们揭发年羹尧的劣迹，为处罚年羹尧做准备。第二步，清除年羹尧的亲信，将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，署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城，切断年羹尧的羽翼。
第三步，将年羹尧调离西安老巢，解除他的川陕总督职务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，调任杭州将军。年羹尧此时终于慌了，他多次上奏认错，请求雍正帝原谅，但雍正帝心意已决，对他的奏折不理不睬。
年羹尧调职后，朝野上下的官员都看清了形势，纷纷揭发他的罪状。很快，议政大臣就给年羹尧开列了九十二款大罪，包括大逆罪5条、欺罔罪9条、僭越罪16条、狂悖罪13条、专擅罪6条、贪婪罪18条、侵蚀罪15条、残忍罪4条、忌刻罪4条。
这九十二款大罪，每一条都足以让年羹尧身首异处。雍正帝看着这份罪状，假惺惺地说：“年羹尧立有青海大功，朕念及他的功劳，不忍将他凌迟处死，格外开恩，赐他自缢，以全君臣体面。”
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，年羹尧在狱中接到了赐死的谕旨。他望着那三尺白绫，想起自己一生的荣耀与风光，想起雍正帝曾经的宠信与承诺，心中充满了不甘与悔恨。他提笔写下绝命诗：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敌国破，谋臣亡。”随后，自缢身亡，时年47岁。
年羹尧死后，他的父兄被革职，嫡亲子孙被发遣边地充军，家产被抄没入官，曾经权倾朝野的年家，一夜之间分崩离析，彻底覆灭。
说到这里，我们再回到最初的问题：年羹尧之死，真的只是因为“功高震主”吗？
不可否认，功高震主是年羹尧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在封建皇权社会，皇帝最忌惮的，就是手握重兵、权倾朝野的大臣，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亲信、郎舅。年羹尧手握川陕兵权，又有平定青海的不世之功，威望极高，早已引起了雍正帝的忌惮。尤其是雍正帝本身多疑，他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人，拥有威胁自己皇权的力量。
但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。年羹尧的悲剧，更多的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。他被雍正帝的宠信冲昏了头脑，变得骄横跋扈、忘乎所以，无视君臣礼仪，擅作威福，挑战皇帝的权威；他结党营私、贪赃枉法，大肆敛财，触犯了雍正帝整顿吏治的底线；他野心膨胀，妄图觊觎皇权，更是触碰了雍正帝的逆鳞。
其实，功高震主，从来都不是必死之罪。历史上，有很多功高震主却能善始善终的大臣——郭子仪手握重兵，辅佐四代帝王，却始终谦逊低调，最终得以安享晚年；李靖平定江南、北灭突厥，功高盖世，却主动告老还乡，不恋权位，得以善终。
反观年羹尧，他有郭子仪的功劳，却没有郭子仪的谦逊；有李靖的才华，却没有李靖的通透。他不懂“伴君如伴虎”的道理，不懂“功高不震主，权大不欺主”的生存智慧，反而恃功自傲，目中无人，最终耗尽了皇帝的信任，也葬送了自己的性命，连累了整个家族。
雍正帝曾经说过：“大凡才不可恃，年羹尧乃一榜样，终罹杀身之祸。”这句话，既是对年羹尧的评价，也是对后世臣子的警示。才华和功劳，从来都不是恃宠而骄的资本，唯有谦逊低调、谨守臣节，才能在封建皇权的漩涡中，得以全身而退。
年羹尧的一生，是传奇的一生，也是悲剧的一生。他从年少得志的进士，到位极人臣的大将军，再到家破人亡的罪臣，短短几十年，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。他的故事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功高震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功高自傲，不知进退。
倘若年羹尧能在巅峰之时，收敛自己的锋芒，谦逊低调，谨守臣节，不结党营私，不贪赃枉法，或许他就能和雍正帝做成那对“千古君臣知遇的榜样”，或许他就能安享晚年，得以善终。可惜，没有如果。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年羹尧的悲剧，早已成为过往。但他的故事，却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，一直被后人引以为戒。因为它告诉我们：无论身处何种高位，无论拥有多大的才华和功劳，都要保持谦逊，懂得进退，否则，再辉煌的荣耀，也终将化为泡影，再美好的人生，也终将走向毁灭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